1951年11月的一个深夜天津配资公司，志愿军后方医院接到急电，电文只有寥寥几行却异常刺眼——敌军疑似准备投放细菌弹，后方必须提前布防。值班军医心头一紧，立即汇报司令部。
半年后，1952年7月初，警报终于变成现实。清晨的西线阵地传来几声闷响，火光稀薄，空气中弥漫奇怪的酸味。爆炸坑里散落着十几枚金属壳体，没有引信，没有弹片，看似“废品”却处处透着诡异。
199师参谋长李水清盯着壳体发怔，越琢磨越不踏实，抓起电话直拨军部。电话那端，67军军长李湘只丢下一句“我马上到”，便疾步冲出指挥所。
李湘赶到现场后没让任何人靠近，他用木棍拨开壳口，发现内部残留白色粉末，带刺激性气味，立即判断“东西不简单”。经过短暂商量，他决定向志愿军总部呈报，并附上粉末样本、坐标及现场素描，一丝不落。
彭德怀收到电报，随即要求化验部门全力检测，同时叮嘱各部保持警惕。化验需要时间，而前沿却已进入筹备春季攻势的关键节点，部队节奏丝毫不能放慢。
三天后，李湘面颊长出黄豆大的火疖，他当成普通上火处理，直接用指甲挤破。脓水刚擦干，作战会议的电报又堆到桌上，他顾不上多想，继续定计划、排火力。
傍晚时分，火疖膨胀成核桃大小，他仍坚持在掩体里研究进攻方案。警卫员劝去医院，他却摆手：“打完这一仗再说。”语气平静，却透着倔强。
次日清晨，溃烂已蔓延到脸颊，伴随高烧。战地医院实施清创和抗生素输注，效果极差。医生在病历上只写下“原因不明”，因为常规细菌感染远不至于恶化如此之快。
第七天凌晨，李湘高热抽搐，血压骤降，抢救无效，年仅三十八岁。死亡诊断书写着“急性败血症”。报告送到司令部，彭德怀反复端详，沉默良久，随即下令：对外只报“因公牺牲”，死因保密。
十余天后，化验报告回到总部：空壳弹残留绿脓杆菌、炭疽芽孢等高致病菌株，伴随雾化添加剂，可经皮肤或呼吸道快速入侵。论文式的文字冷冰冰，却把李湘的死因解释得清清楚楚——在勘察现场时，他极可能吸入或接触了高浓度细菌。
报告同时警告，战地医院当时使用的常规剂量抗生素不足以抑制如此浓度的复合细菌，这就是病情呈爆发式恶化的根本原因。
美军为什么投放这种空壳弹？军情部门给出的分析是：这是一场试探性细菌战，目的在于制造舆论恐慌，迫使志愿军前线指挥体系动摇。若公开李湘之死，对方完全可能借机炒作“志愿军卫生条件落后、不堪细菌战攻击”。
基于敌情判断，彭德怀采取双线应对：第一，加紧采购大剂量磺胺、氯霉素等药品，组建前沿喷洒队，全面升级防疫；第二，对李湘牺牲一事严格限载，只公布职务、姓名、牺牲日期。敌军未能捕捉到可操作的话题，舆论攻势自然失焦。
同年12月，李湘的灵柩从朝鲜运抵沈阳，再转送江西故里安葬。朝鲜新义州烈士陵园建立一座衣冠冢，碑文仅刻姓名、职务、年代，无人透露死因。
战后，美军档案解密出现一份“鞍山行动”记录，时间、地点与67军阵地高度吻合，为当年情报提供佐证。细菌弹事件最终没有撼动战线，却直接促成了志愿军野战防疫体系的升级——喷洒消毒粉、口服疫苗、集中隔离，这些措施此后在全军成为常态化流程。
李湘自1927年参加红军起，身负十九处战伤，刀口枪痕遍布四肢，却倒在肉眼无法捕捉的微生物面前。67军官兵私下流传一句话：“军长替我们扛下了第一颗细菌弹。”短短十四字，成为该军防疫教育中的固定口令，一直沿用到停战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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